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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，深刻指出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，提出“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”的战略任务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们要在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提振消费，以优结构、提质量为重点扩大有效投资，破立并举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。 　　一、深刻理解强大国内市场的内涵特征 　　2018年12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“强大国内市场”的概念，明确指出要“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，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”。此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，多次强调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。 　　所谓强大国内市场，是指规模庞大、供求匹配、创新活跃、软硬件环境完善、拉动经济发展作用显著，在全球具有显著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内需市场。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在“大”、关键在“强”，其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。一是市场规模大，成长性强，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旺盛，对拉动经济增长、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发挥重要作用；二是细分市场发展成熟，供给充分，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高；三是新兴前沿技术普及，应用场景丰富多元，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，为市场创新发展提供动力；四是市场基础设施健全，具备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和安全、便利、放心的消费环境，市场内部相互开放、规则统一，监管现代化水平高；五是与全球市场相连通，对外部商品、服务、资金、技术等具有突出的吸纳能力。 　　“十五五”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与“十四五”时期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。“十四五”时期正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。“十五五”时期承前启后，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、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(以下简称《建议》)中，单列“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”，并对大力提振消费、扩大有效投资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作出部署。这三项重大举措既同“十四五”时期保持连续性，又准确把握了未来五年发展新要求，是阶梯式递进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。 　　二、充分认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 　　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，也是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。 　　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雄厚支撑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内需为主导、内部可循环是大国经济的独特优势。当前，我国国内财富创造力和购买力较之以往显著提高，内需市场的可靠性、稳定性超过外需市场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经济发展加快转型，但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，世界变乱交织、动荡加剧，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抬头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，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。在外需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，充分释放内需潜力，成为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。只有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，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使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，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，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，促进消费和投资、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，才能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，促进形成更多内需主导、消费拉动、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，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。 　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要求。中国式现代化要以科技现代化作支撑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加速突破，技术创新呈现多技术交叉融合和群体性跃升态势，颠覆性、渗透性、扩散性特征更加显著，将深刻重塑产业形态和经济格局。围绕新技术成果应用，将形成更多新型经济活动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特别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、市场基础设施、政府行为尺度、市场监管执法、要素资源市场，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，有利于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在提供丰富应用场景、放大创新收益等方面的独特优势，激励创新，分摊成本，降低风险，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合理配置，为创新提供更大发展空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细分市场的深度开发，也将为创新提供更多价值挖掘空间，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完善，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。 　　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现实需要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消费作为最终需求，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，消费多样化、个性化、品质化升级趋势会日益明显，服务消费将持续增长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.1%。预计“十五五”期间这一比重将超过50%，实现从商品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的结构性转变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着力解决市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，充分发挥市场力量，扩大中高端供给，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对更优质商品、更好教育、更舒适居住条件、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、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需要，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。 　　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力保障。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。当今世界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。2024年我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，经济总量规模稳居全球第二，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，消费需求持续释放，消费同新兴科技结合带动新型消费快速增长，我国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将不断成长壮大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积极扩大自主开放，更大力度、更加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外资，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，有利于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，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，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，为各国共享中国市场提供更多机遇，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。 　　三、全面落实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大举措 　　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提振消费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加快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。《建议》特别将“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”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，并提出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。为此：一要着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。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，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。进一步稳定就业岗位、改善就业结构，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，发挥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作用，健全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。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，丰富债券基金、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，进一步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，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。加强生育养育支持，减少居民消费后顾之忧。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，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。二要扩大多样化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。强化品牌引领、标准升级、新技术应用，鼓励企业在产品设计、时尚体验等方面融入国潮元素，推动汽车、家电和电子产品等消费扩容升级。以放宽准入、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，清理文化、体育、医疗、教育等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，大力发展“商旅文体健”融合的消费业态。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，更好发挥免税店和离境退税政策作用，拓展入境消费。三要增加消费新场景和闲暇时间。考虑到旅游、文体娱乐等服务消费的特点是生产与消费同步进行、直接互动，并受到闲暇时间约束，要支持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，打造首发经济、夜间经济等集聚区，落实带薪错峰休假，将带薪休假制度落实情况作为劳动监察和职工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。 　　以优结构、提质量为重点扩大有效投资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产业转型、新型城镇化建设、社会民生改善等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，扩大有效投资仍有空间。为此：一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方向和重点。聚焦战略性强、外部性强、民间资本不愿投的领域开展公共投资，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，管好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，优化专项债券项目和资金管理机制，加强政府投资全过程管理，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。二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。高质量推进“两重”建设，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。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，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，加快缩小区域间、城乡间、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，加大对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力度。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，优化财政支出责任和财力配置。更加注重盘活闲置低效资产等要素资源存量，提高各类存量资产利用效率，以存量盘活带动增量优化。三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。放宽民间投资准入限制，破除隐性壁垒，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，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。加强投资和融资政策配合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，降低企业对债务融资的过度依赖，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，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引导带动作用。 　　破立并举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为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需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，纵深推进高效规范、公平竞争、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。一方面，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。规范地方政府行为，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严禁地方政府妨碍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准入、退出和迁移，严禁地方政府超范围制定地方标准，消除要素获取、资质认定、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，使要素资源能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。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防止经营主体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开展恶性竞争。另一方面，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则和标准体系。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，完善产权保护、市场准入、信息披露、社会信用、兼并重组、市场退出等制度。规范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，统一执法标准和程序，增强监管协同性。综合整治“内卷式”竞争，加快完善重点行业产能调控机制，既让落后产能有序退出，又让新增优质产能平稳接续，支持优势头部企业开展并购重组，形成优质优价、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。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，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、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融合，加快构建“通道+枢纽+网络”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，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。促进内外贸标准、检验认证、监管规则衔接融合。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，逐步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，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、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，改进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。(作者刘涛 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) 　　来源：天津日报 【编辑:刘湃】|dfg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