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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期，牛津大学“牛津马丁人工智能治理倡议”高级顾问、多边人工智能主任山姆·道斯(Sam Daws)受邀参加“明德战略对话(2025)”，并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、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深入交流。道斯指出，虽然当下全球治理面临困难，传统多年组织面临挑战，但全球合作仍然非常重要、必不可少。他表示，维持多边体系，需创新合作方式。 　　全球合作是“必选项” 　　王文：我认为欧美学者都应该像您一样，经常善于对话和沟通。对于中国来讲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惑，现在和欧美国家交流变得越来越难了。有时候我邀请美国、欧洲朋友到中国来，他们说“不能来，在中国很危险啊！”对于这样的论调，您如何看待？ 　　山姆·道斯：至少根据我最近的经验来看，中国是非常、非常安全的地方，我们也受到了热烈欢迎。我想，这种论调或许源于一些“商业利益”原因，例如美国发布了所谓的“实体清单”，导致美国商业人士也充满焦虑。但站在欧洲视角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，我认为，更多是源于对中国的误解。所以，“明德战略对话”正在做的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，就是让中国人和西方人真正相互了解，这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。 　　王文：我们致力于民间非常真实的接触和感受，更好地商议出一个能够应对全球危机与挑战的共同应对方案，建立必要的信任感。您刚才提到的焦虑，实际都是源于对彼此信任的缺失，这似乎也导致全球治理变得“空洞化”了。对此您是怎么看的？ 　　山姆·道斯：是的，现在全球治理很困难，但全球合作仍然非常重要、必不可少。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，我们在气候、生物多样性、健康、食品、安全、农业、和平、冲突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国际机构存在。 　　但是，一些国家开始愈发怀疑这些“自上而下”的法律与条文的价值，因此，维持多边体系需要创新合作方式。我认为，非常积极的现象是，如今正在建立中的一些新的多边科学平台，比如联合国，就建立了人工智能相关机制与平台。中国也推动建立了有关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组织。 　　美国“退群”，影响几何？ 　　王文：关于全球治理，我们有很多合作空间。现在全球治理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美国的退出。美国已经连续宣布退出《巴黎协定》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这些退出对全球治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？ 　　山姆·道斯：目前，传统的多边组织正充满了挑战。但必须认识到，尽管美国确实在“后撤”，退出了一些机构，但它仍然是许多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活跃成员和贡献者。还有19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依然在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相关工作。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事可做。对美国来说，例如，尽管在联邦政府层面，美国确实已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但加利福尼亚州、纽约州和其他州仍在通过市长和州议会，积极参与向净零排放过渡。 　　王文：是的，也许我们确实还有一些可以提升的合作空间，但是否还能让美国再回来，回到全球治理的大家庭里来？ 　　山姆·道斯：我认为，需要重新界定国际合作对美国中部那些感到失落的人的价值，这也是让大家回到谈判桌上努力的一部分。以控制气候变化为例，如果我们能够阐明能源转型实际上与能源安全高度相关，就可以引起担忧能源转型成本和不确定性人士的共鸣。这样一来，持中间偏右思想的人也会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。所以，我认为我们需要有同理心，我们也需要在如何设计国际制度与机构上更具创造性。 　　中国不轻言，但一诺千金 　　王文：您觉得中欧在全球治理合作方面有哪些增量？中欧现在面临着哪些新机遇，能让双方在全球治理合作上更加顺畅？ 　　山姆·道斯：我认为，加强中欧合作时机大好。首先是加大贸易合作，增加英国、欧洲其他国家和中国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贸易量。二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联合行动。三是预防全球卫生危机。四是共同努力解决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的冲突。中国现在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地区调停当中，欧中可以在此领域加强合作。第五，加强科学合作。我认为，科学已经与国际法并驾齐驱，成为国际协同、国际合作的重要试金石。在征得相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数据和事实，检验不同国家是否履行了其所承诺的国际责任。 　　中国是为数不多，几乎是唯一一个在控制气候变化问题上“行动大于承诺”的国家，这非常令人钦佩。在联合国框架下，新的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共同努力，都取得蓬勃发展。我认为，这些是在这个地缘政治动荡时代各国的共同关注，这些都是欧中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。 　　(本文根据牛津大学“牛津马丁人工智能治理倡议”高级顾问、多边人工智能主任山姆·道斯发言整理，仅代表发言者观点，仅供读者参考) 【编辑:胡寒笑】|dfg|